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基層治理，黨的二十大報告更是對新時代基層治理提出更高要求。過去，基層治理是放在社會建設中來講的，而現在是放在國家安全中來講的。我們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，將基層治理納入大安全框架。同時，夯實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基層基礎，大抓基層、抓大基層。比如，基層的應急管理，過去講的是事后處置，現在則更多強調的是事前預防，也就是風險管理，關口前移。

從社會管理到基層治理的轉化。以前稱為社會管理，體現了一種自上而下的單向運行。后來提出了社會治理，建立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，形成了黨委領導、政府負責、民主協商、社會協同、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，充分發揮政治、法治、德治、自治、智治作用，實現全周期動態管理、全方位依法治理、全要素智慧管理，提高社會治理的社會化、法治化、智能化、專業化水平。

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，“及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、化解在萌芽狀態”“在社會基層堅持和發展新時代‘楓橋經驗’”。“楓橋經驗”的核心就是通過調解來化解基層矛盾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做好基層工作，要學會調解。報告指出：“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，提高市域社會治理能力。”有些問題，縣一級解決起來難度較大，需要市一級作為調度指揮中心協調相應資源和力量來解決。報告強調，要“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”。推進掃黑除惡常態化，依法嚴懲群眾反映強烈的各類違法犯罪活動。同時，發展壯大群防群治力量，營造見義勇為社會氛圍，建設人人有責、人人盡責、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。這就是黨的二十大對基層治理的戰略部署。

今天，我主要講三個問題。第一，當前首都城市基層治理面臨的問題與挑戰。第二，黨建引領：實現從組織力到治理力轉型。從學術語言上講，就是如何將黨的領導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。第三，加快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新格局。重點強調的是共治。這里體現了“大黨建”的概念。推進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，要實現統攬不包攬、放手不撒手、到位不越位，必須形成“一核多元”的基層治理體系。

一、當前首都城市基層治理面臨的問題與挑戰

在這方面，重點圍繞“變和不變”或“變得不夠”產生的問題展開。改革開放以來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。但同時也要看到，我們的社會結構，從宏觀到微觀，也發生了巨大變化。比如，以前的結婚率較高，而現在很多年輕人選擇不結婚、不生孩子，一些大城市的離婚率還超過了結婚率。這些變化給基層治理帶來新的問題和挑戰。因為，為人民服務，對基層來說，就是要為一個個活生生、獨立而有差異的個體服務。

在城市管理層面，一是隨著社會進步，個體權利意識的覺醒，對公權力的運行提出了更高要求。二是每個個體的利益訴求不同，協調各方利益以實現整體發展的難度加大。三是推動責任下壓重心下沉，打通便民服務“最后一公里”，但有些地方體制機制還未跟上。在基層治理層面，一是行政成本過高。我們知道，北京探索“街鄉吹哨，部門報到”改革，不斷推動工作重心下沉、資源下沉、服務下沉，實際上投入了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財力，行政成本過高，一些地方無法復制。二是治理能力不適應。過去的社區工作者大都是“居委會大媽”，而現在的社區工作者學歷越來越高，博士、碩士比比皆是，這對基層治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。三是治理體制不順暢。

從這個意義上講，在城市發展與治理層面，客觀存在發展不平衡、包容度不夠、韌性不足的問題。而且對北京來說，新時代首都發展有一個“從城到都”的定位變化，這就要求治理要面對控制規模、優化結構、提質增效，實現政治優先、減量發展、疏解更新。近年來，北京探索首都之治路徑，不斷深化“街巷吹哨、部門報到”改革，從改革試點，到引入以12345熱線為抓手的“接訴即辦”機制，再到“每月一題”，向“未訴先辦、主動治理”發展，這是一個從出現問題、被動解決向找出問題、提前治理轉變的過程。

推動責任下壓重心下沉，打通便民服務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我們面對三方面壓力。一是頂格管理壓力。什么是頂格管理？就是治理目標的單一性、治理政策的簡單化、治理手段的行政化，有時體現為一種治理的理想化，過于追求完美。而面對發展不平衡、包容度不夠、韌性不足的問題，要求治理工作完美解決，的確壓力很大，難以持續。二是運動式治理壓力，一個典型表現就是基層沒有自主性、靈活性，自上而下的考核和問責較多。三是高壓問責的壓力。對于原則問題，出現一個，問責一個，絕不手軟。但對于其他問題，要把問責壓到最低限度，不能打擊一批，而是要“問責一個、警醒一片”。

由此可見，面對這些壓力、問題與挑戰，要切實提高基層治理能力，防止出現“新辦法不會用，老辦法不管用，硬辦法不敢用，軟辦法不頂用”的情況。

作者：董曉宇 中共北京市委黨校（北京行政學院）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、教授

本文節選自宣講家網文稿《董曉宇：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 提升黨建引領基層治理效能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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